我1952年暑假，自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前身）机械系毕业之后，由于在玉门油田进行了一年的实习，并在第二次上玉门实习时参加了第一部从苏联引进的3000米钻机的组装工作，因此被分配到清华大学石油系作教师。
在1953年10月1日北京石油学院成立之前，曾参加了北京石油学院的筹建工作。中国石油大学的前身是北京石油学院，值此中国石油大学校庆六十周年之际，我作为一直在这所大学工作了六十年的老人，还经历了北京石油学院的筹建工作，有义务将我所了解到的筹建工作历史片段献给校庆。
北京石油学院筹备工作组的启动
筹建北京石油学院的第一个组织机构叫做 “北京石油学院筹备工作组”，它是在1952年10月成立的，我有幸参加了这个组的工作。这个工作组的成立，是在石油管理总局(当时属于燃料工业部)及燃料工业部做出建立北京石油学院的决策之后确定的。当时的石油管理总局代理局长徐今强到原苏联考察时，专门参观、调研了莫斯科石油学院，回国后，向燃料工业部请求建立北京石油学院，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向周恩来总理汇报，经总理首肯之后，随即做出决策。于是，石油管理总局立即成立了北京石油学院筹备工作组，迅速启动筹建工作。
这个工作组的组长是连庆溥（石油管理总局人事教育处处长），副组长是于学业（人事教育处教育科科长）。组员有：张英（局基建处主任工程师）分工负责基本建设；管时勉（人事教育处干部科科长）分工负责教职工编制；朱琳(石油管理总局经理处科长)分工负责财务概算；贾立勋(经理处干部)分工负责供应、后勤；方华灿分工负责计划。为了尽快提出向国外订购仪器、设备、图书、期刊，还临时请清华大学石油系的三位教师钱家麟、戴衡、林圣泳，负责提出了拟1953年向国外订购的订货单。这个组成立后，第一次会上，连庆溥组长就提出首要的任务是：大约用半个月时间，完成向上级申报的论证报告、建立计划、基建规划、人员编制、采购筹划、财务概算等，蓝本就是原苏联的莫斯科石油学院。
我当时刚一到石油管理总局报到，连庆溥处长即找我个别谈话，他对我说，现在培养人才最重要，清华大学石油系缺少了解石油矿场机械的教师，你就分配到那里去作教师。但是，当前有更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完成向上级申请建立北京石油学院的文件。因此，你先参加北京石油学院筹备工作组，负责编写好“北京石油学院计划任务书”，再去清华大学报到。这就是我与石油学院筹建的缘分。
这份“北京石油学院计划任务书”是向当时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及财经委员会，申请建立北京石油学院的主报告。它既包括有论证建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内容；又有学院的总体规划内容，如包括招生规模、校舍用地、人员编制、组织机构、专业设置、投资概算以及发展阶段、远景规划等等。虽然，这份文件中的有些内容，工作组内有专人分工负责，我只是起综合的作用；但是对我这个“初出茅庐”刚走出大学门的青年人来说，担子还是够重的，我只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谨慎从事，生怕报告呈送领导之后，未获通过，完不成任务。
我起草这份计划任务书时，难点主要有两个，其一是有沒有必要建立一个单科学院？其二是论证为什么要建立在北京？当时，我就记住了连庆溥处长讲的哪句话：“蓝本是原苏联的莫斯科石油学院”。沒想到当时正值全社会“一面倒”、“学习苏联”、“以俄为师”盛行，我从“莫斯科石油学院”切入，进行论证单科学院的必要以及建立在首都的重要，很有利于被有关方面人士接受。待到11月份，我听说，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文教企高466号通知》已经下达，正式批准建立北京石油学院，我喜出望外，感到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无限欣慰。
北京石油学院建校筹备处的迈进
我在筹备工作组完成起草《北京石油学院计划任务书》任务之后，即去清华大学石油系报到，在机械教研室工作。我走后，筹备工作组为了在批准建立石油学院之后加快校舍基本建设的进度，又调整了成员，充实了基建人员（如负责基建及供应和计划的杜再生、刘若愚、陈世忠等人）；还加强了领导，专门抽调了刚从四川调到石油管理总局任总局机关党总支书记的原县委书记贾皞同志，主抓校舍基本建设。及至1953年1月，“北京石油学院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由教育部副部长曾昭伦任主任委员，燃料工业部副部长刘澜波和石油管理总局副局长贾启允（原四川成都市委副书记，后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任副主任委员。在第一次成立会上，决定在筹委会下设立“北京石油学院建校筹备处”，负责开展建校具体筹备工作，并指定贾启允为筹备处主任，清华大学石油系系主任曹本熹教授及贾皞同志为副主任，由曹本熹负责教学筹划，贾皞主抓基本建设。自此，“北京石油学院建校筹备处”宣告成主，它标志着北京石油学院筹建工作开始迈进。
建校筹备处成立后，我有幸参加了一段工作。当时，是曹本熹主任找我谈话的，他说：办一个大学，教师队伍最重要，现在就要想方设法为北京石油学院集聚人才，你虽然在机械教研室担负着教学工作任务，但是可以在筹备处兼作一些人事工作，负责为北京石油学院集聚教师队伍。就这样，我有机会参加了筹备处的教师人事工作。曹本熹主任做事勤恳、认真、严细、扎实，他亲自带着我跑教育部，请求教育部支持筹建北京石油学院，多给分配来自国内外的教师。教育部高教司的一位负责人陈蔼民，曾与曹教授是老同事，很熟识，曹本熹主任就带我引见他，让我以后跑教育部“要教师”就找他，就这样，引导我开辟出了教育部这条“要教师”的渠道。曹本熹主任还指示我说：你还要跑燃料部及石油管理总局的人事教育部门，连庆溥处长你熟，你自己去跑吧！于是，此后，直至1953年3月，我就奔走这几个部门，从事了一段建校筹备处的“要教师”的人事工作。
在曹本熹主任领导下，“要教师”的工作有进展。通过几次跑教育部，高教司决定从1853年暑假的高校毕业生中分配给北京石油学院一批师资。当时，我们强调主要需要基础课的教师，因而后来从上海交大（机械系的金属工学、机械原理课教师张文达、张本奎等）、西北工学院(机械系的力学、工程画课教师白鹏飞、黄厚生等)、湖南大学(基础部的物理课教师陈嗣廉、唐启宏、林可期等)、四川大学(基础部的数学课教师李华民等)、华南工学院(基础部的电工课教师林奉举、周昭鸿、黄咸先等)等高校，分配来到建校筹备处报到的这一批教师新生力量，就是教育部对兴建北京石油学院大力支持的结果。石油管理总局我比较熟，我找人事教育处连庆溥处长“要教师”，她二话沒说，答应将正在玉门油矿实习的北洋大学1952年的毕业生陶景明(后自北京石油学院又调到大庆石油学院，曾任院长)、潘家华（后自北京石油学院又调到石油部廊房管道局，曾任局总工程师）、迟瑛琳（后自北京石油学院又调到西南石油学院，曾任力学教授）等分配给建校筹备处。我向连处长要基础课的教师，我说我们极缺热工学方面的教师。连庆溥处长非常热情，她就带我到燃料工业部人事教育司找“袁大姐”(人事教育司袁溥之司长)，硬是把已经分配给燃料工业部出版社的1951年北洋大学机械系毕业生任瑛(后曾任机械系热工教研室主任，1960年大庆石油会战中创新成果“水套加热炉”发明者之一，该项成果曾获国家科技大会奖)，调配给我们北京石油学院了。这里，还要一提的是要李天相(1952年北洋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在西安西北石油管理局工作，1978年后曾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因为李天相与我是北洋大学同班同学，我很了解他，我就找连庆溥处长，请求将李天相调到建校筹备处来。本来，连处长很痛快地就答应了，但是，后来经与西北石油管理局商量，他们不同意调李天相，而是换成赵正修(后曾任石油机械系系秘书、炼厂机械教研室主任)了。于是赵正修来了建校筹备处，而李天相未调来，但是，“坏事变成好事”，多亏李天相未调来北京石油学院，否则，石油工业部副部长怎么办呢？这算个小插曲吧！
1953年3月，清华大学石油系的钻井专业春季班毕业，阮锦钿(在北京石油学院曾任石油钻采系系秘书、系党支部书记，校政治部副主任，后调任青岛化工学院院长)留校，分配到建校筹备处。于是，他接替了我在筹备处的兼任工作，我即专心致志地在机械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了。在我离开之后，建校筹备处的各项工作，突飞猛进。曹本熹主任主管的教学筹划工作和贾皞主任主管的基本建设工作“比翼齐飞”，一起跃进。4月份组织我们去位于北郊东升乡九间房村的北京石油学院校舍工地参观时，还只看到的是几排工人住的泥土平房，而作为校舍的一栋学生宿舍“工字楼，”才刚开始兴建，只能看到建筑物的地基的基坑。沒想到，校舍基建速度神快，到10月份开学时，这栋约9000平方米的“工字楼”的下面两层，己经投入使用，既作学生宿舍，又作教工宿舍、教研室，行政办公室，还兼作图书舘、医务室了，真是多功能。总之，很短的几个月，建校筹备处以宏伟的步伐，大踏步迈进，胜利地实现了北京石油学院建立的“三个当年(当年筹建、当年招生、当年开学)”的预期目标，在校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北京石油学院师资队伍建设的摇篮
北京石油学院所以能够实现“三个当年”，是与清华大学石油系这个“摇篮”是分不开的。清华大学石油系是在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时成立的。它是由当时北洋大学的地质系、采矿系、化工系、机械系的有关石油组和清华大学的采矿系、化工系以及北京大学工学院和燕京大学的有关石油系、组，合并在一起而组成的。这个石油系的系主任由原清华大学化工系系主任曹本熹教授担任，骆正愉（1951年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1948年的中共地下党员）担任系主任助理。清华大学石油系设有：化学、地质、机械、钻采、炼油等五个教研室，共有教师约六、七十人；系内共有学生约400多人，分别在石油钻井、石油开采、石油炼制、石油储运、石油矿场机械、石油炼厂机械等六个专业学习。
所以说“北京石油学院师资队伍建设的摇篮”，是指清华大学石油系这个“摇篮”为北京石油学院的“当年开学”准备了一支能够胜任的师资队伍。
这支队伍首先是拥有一批全国著名的专家、教授，作为学术带头人。系主任曹本熹教授于上世纪40年代留学英国，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46年筹建清华大学化工系，为首任系主任。在带领清华化工系转入北京石油学院后使石油学院的炼油化工成为当时国内最强。在58年调离北京石油学院回归重建清华化工系后，曹本熹教授又参加我国的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负责铀分离和浓缩，并曾任核工业部总工，为我国“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石油系的地质教研室主任为冯景兰教授，他在院系调整前是清华大学地质系系主任，我国著名地质学家，调离北京石油学院后到北京地质学院任教，中国科学院院士。石油系的钻采教研室主任是王敬教授，他是我国著名的采油、采气专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即担任过四川油气勘探处处长。石油系的炼油教研室主任为武迟教授，上世纪三十年代即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曾在美国工作十多年，石油化工工作经验丰富，调离北京石油学院后曾任北京石油炼制研究院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个炼油教研室还有两位副主任，即朱亚杰教授（后曾任北京石油学院副院长，中科院院士）和甘怀新教授（我国最早从事炼厂机械的专家之一，留学美国，全国著名石油炼厂机械专家）。石油系的机械教研室主任是白家址教授，他1936年入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后留学美国专攻弹性力学，获得博士学位，调离北京石油学院后，曾在北京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工作，他带的博士生苏义脑已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石油系的化学教研室主任是傅鹰教授，他曾在美国留学及工作多年，是国内外著名的膠体化学专家，调离北京石油学院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仅从上列学术带头人的强大阵容，就不难看出，这个“摇篮”对北京石油学院的师资队伍建设所给予的深远影响。
除上述学术带头人之外，在清华大学石油系的教师队伍中，还有一批中坚力量。如炼油教研室的杨光华副教授(1951年刚从美国攻读化工博士学位归国)、张怀祖副教授（上世纪四十年代西南联大的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沈复、戴衡、钱家麟等；化学教研室的陈廷甤（上世纪四十年代西南联大毕业，专攻物理化学，曾在北京大学任教）等。尤其应该一提的是后来在北京石油学院出了名的石油炼制系的“八大夫人”，即当时在清华大学石油系化学教研室任教的女教师：张锦教授（傅鹰教授夫人）、魏娱之副教授（曹本熹教授夫人）、孫怀琳副教授、张履芳副教授（清华大学机械系郑林庆教授夫人）、唐伟英副教授、徐述华副教授（北京大学一位副校长的夫人）、王君钰讲师（武迟教授夫人）以及后来调来的田曰灵教授（北京大学一位教授的夫人）等八人。她们八位，分别担任讲授物理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等所谓化学及化工的基础课的“四大化学”课，由于这八位夫人讲课时神采飞扬，内容生动，因而听者如云，在教室无座位时，有些学生宁肯站在窗外也要听她们讲课。正由于上述化学及石油化工方面的学求带头人及中坚力量的阵容如此强大，因而为后来北京石油学院及中国石油大学的这一强势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又是清华大学石油系这个“摇篮”在师资队伍建设上起的另一重要作用。
这些当年从清华转为北京石油学院的部分人员在1958年清华重建化工系时又回归了清华。
在清华大学石油系这支教师队伍中，还有一批重要的年轻新生力量。其中，一些是从事教师工作两、三年，1952年破格晋升为讲师的，如钻井的刘希圣、郝俊芳等；采油的王鸿勋等；地质的黄醒汉等；化学的刘璞、顾乐成、赵铁玲等；炼油的王明德、李集田、钱家麟等；炼厂机械的臧福禄、王慧玉、郭天民等；仪表自动化的林圣泳等；机械零件的陈愷、谢舜昭等；泵及压缩机的黄宗鑫等以及石油矿场机械的陈如恆等。另一些则是1952年大学毕业，刚开始做助教的青年教师，如钻井的郝树基、尹宏锦等；采油的韩大匡、林平一、彭克琮等；地质的冯增昭、云川、李瀚玉、陈景达等；机械零件的孙岳明等；石油储运的曲慎阳等；石油矿场机械的赵国珍、方华灿等。这些年轻教师朝气蓬勃，“在战斗中成长”，很快就独立走上课堂讲坛，为北京石油学院的“当年开学”，付出了辛勤劳动。例如，石油矿场机械的陈如恆，虽然，他是1950年北洋大学机械系毕业的，而且利用1951年的暑假，曾短期在玉门油矿实习过石油矿场机械，但是对他来说，讲授这门“石油矿场机械”课是从来沒有进行过的。当时，清华大学石油系的石油矿场机械专业的1953年即将毕业的学生，要开设这门课，马上就要开讲。陈如恆勇挑重担，给学生讲这门新课。在一无教材，二无现成资料，在我国从未开设过这门课的情况下，只得边学俄文，边找俄文资料，边翻译，边编写活页讲义，边备课。这样，无法事先出版教材，只能自己刻蜡板，自己推油墨滚子，在每堂讲课时，印出活页讲义，到课堂上发给学生。有时，活页讲义上油墨尚未完全干，结果学生领讲义时，弄得手上都沾上了黑色油墨，整个教室里也充满油墨味。后来，几十年一直在这批学员中，传为佳话。这样的开设新课，不只陈如恆一人，其它人一样，都是经过“开三车”(中午、夜晚、早晨连续紧张脑力劳动)，拼出来的。依靠这批充满活力的年轻教师，北京石油学院的“当年开学”，增添了新的生力军。此外，在清华大学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将个别分配来的青年教师，送到清华大学的有关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进行培养，“在战斗中成长”，也为北京石油学院的一些基础课，准备了开课教师。如到物理教研室的乐光尧、沈本善、刘毓珍等，到力学教研室的崔孝秉、谢竹庒、杨德祥等，到工程画教研室的姚德惠等，他们都是1953年北京石油学院当年一开学，就走上讲堂，独立授课的。
在当时清华大学石油系的研究生袁乃驹(后曾任北京石油学院炼制系副系主任)、王光埍、齐宗度、汤渭龙、梁文杰(后曾任北京石油学院炼制系系主任)、林依、时铭显（后在中国石油大学工作时被评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等，以及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攻读研究生的教师华泽澎(后曾任石油大学党委书记)等，也都成了师资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后备力量。
当时，在清华大学石油系化学、化工实验室里的年轻实验员钱华荣、李慧钧、伍耀文(后均为石油大学高级实验师)等和在石油系的金工房及木工房工作的王琦(后曾任北京石油学院机械厂机加工车间主任)、李旺(后在炼厂机械实验室工作)以及孫师傅等，日后都成了北京石油学院实验室及实习工厂建设的骨干力量。
总之，上述这个北京石油学院师资队伍建设的“摇篮”，既为“当年开学”准备了成套教师；又奠定了日后强大师资队伍成长的基础，影响深远。
北京石油学院石油专业建设的摇篮
清华大学石油系还是北京石油学院的石油专业建设的“摇篮”，北京石油学院的石油钻井、石油开采、石油炼制、石油储运、石油矿场机械、石油炼厂机械等六个专业，都是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在清华大学石油系创立的。当时，全国高校进行教学改革，提出来“一面倒”、“学习苏联”，由于原苏联莫斯科石油学院有这些石油专业，所以我国也就照搬过来，建立这些专业。这六个石油专业中，除了石油炼制及石油炼厂机械两个专业与化工密切相关，我国还算有些基础，有所了解之外，其它几个专业在我国高校中从未设立过，因此，均是“白手起家”创建。
在解放前旧中国的大学里只设系，不设专业，最多在系下面设几个组。我1948年进入北洋大学机械系就是只有系，沒设专业。这样，要在我国建立起崭新的石油专业，就要经历“创业难”。培养一个专业的人才的蓝图应该怎样画？需要打哪些基础？需要获得哪些知识与技能？设置哪些课程？安排几次实习？进行哪些实践性教学环节？等等，都需要得出答案。我那时是与陈如恒、赵国珍三个人负责建立石油矿场机械专业。因为我与赵国珍都曾在玉门油矿实习石油矿场机械一年，所以分配到机械教研室之后，第一项任务就是迎接这个难题。
建立一个专业，首先是要制订出这个专业培养人才的教学计划，就是“模子”。我们照搬莫斯科石油学院的教学文件，但是原来都是学英文的，不懂俄文，怎么办？就“现趸现卖”，速成学习俄文，再来翻译俄文资料。当时，清华大学土木系的一位教师芦谦，办了一个俄文速成班，对象是已掌握英文的，半个月一期，每周五个晚上。我们就一边学俄文，一过翻译教育部转来的莫斯科石油学院的教学文件。终于参考这些俄文资科，再加上在玉门油矿了解到的石油矿场机械情况，制订出了这个专业包括课程设置、实习安排、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内容的教学计划；还有专业课的教学大纲以及教学指导书等教学文件，使这个专业有所遵循。
建立起专业，要组织学生来学习。当时，从已在校的学生中，清华大学调配本校化工系的全体学生和天津大学化工系、北大及燕京大学化工系的部分学生，到新建立的石油系的石油炼制、石油炼厂机械专业高年级学习，于是，这两个专业有了二、三(最高年级)两个年级的学生。石油钻井、石油开采这两个专业是从清华大学采矿系和天津大学采矿系中学石油的在校学生中调配来的，也有了二、三两个年级的学生。石油矿场机械专业的二、三年级学生，是从天津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机械系学石油的在校学生中调配来的。清华大学石油系的六个专业的所有一年级学生，全都是自清华大学1952年当年考入的新生中调配来的。石油储运及石油炼厂机械两个专业，因国家急需人才，办的是两年学制的专修科，学生是分别由报考清华大学土木系及化工系的学生中分配过来的。钻井、采油两个专业一年级是报考请华大学采矿系的学生。石油炼制专业一年级是报考清华大学化工系的新生。石油矿场机械专业的一年级学生是由报考清华大学机械系的新生中调配过来的。建立新专业过程中，学生的思想工作是个“头痛”的问题。有些专修科的学生不愿学专科，要求学本科；原在清华大学的有些学生，不愿意分配到石油系，怕离开清华大学；新考入清华大学的一些学生，不愿意分配到石油系，既怕石油行业艰苦，又怕离开清华大学，思想情绪动荡地很厉害。怎么办？群策群力，一齐动手做学生的思想工作。除了党（石油系党支部书记为骆正愉）、团（石油系团总支书记为黄圣伦）组织，学生政治辅导员（学生半脱产的黄圣伦、吳林祥、王义瑞、林世雄等）深入进行思想工作之外，就是要求教师配合做工作。从我们建立石油矿场机械专业来看，找了石油管理总局连庆溥处长，专门请来了当时的石油管理总局副局长刘放(后曾任我国驻苏联大使)给石油矿场机械专业一年级的学生做报告，教育学生了解与正确认识石油工业。此外，我与陈如恒、赵国珍三位教师，还到学生宿舍与学生谈心，并多次与学生座谈，我向学生讲了自己在玉门油矿实习一年的“春风普度玉门关（原文是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切身感受，引导学生热爱石油专业。正因为我们三人讲地多了，有些学生不耐烦了，于是，给我们三个人起了绰号，说是“黑脸(陈如恒)、白脸(方华灿)、红脸(赵国珍)”，这个“矿机三脸”的戏言，一直流传至今。总之，清华大学石油系教职工一起动手，稳定了学生的专业思想情绪，使六个新专业的专业建设步入正轨，为北京石油学院的“当年开学”打下了良好基础。
六个新专业的建设还要迎接“开新课”的任务。六个专业教学计划中设置的课程都要开设，有些课不是马上上课，还可以有一段准备时间，最困难的是马上要开的新课。当时，教育部决定，由于国家建设急需大量人才，全国高校学生提前一年毕业，因而，各个专业的三年级就是毕业班，按照教学计划，毕业班都要上专业课，而且马上要上，这就难了。有几个专业，条件好一些，还好办，如炼制专业的炼油工程课、炼厂机械专业的炼厂机械课等，他们有化工的基础，又可以由武迟、朱亚杰、甘怀新教授等讲授；钻井、采油专业的专业课如钻井工程课、采油工程课等，也有曾在油矿工作多年的老工程师芦克君(钻井)、王敬(采油)教授等讲授。难就难在几个我国从未有过的新专业，如石油储运专业，就因为教学计划中的专业课开不出来，于是写报告向教育部申请，将两年的专修科改成四年学制的本科了。这样一来，到是学生反而拍手称快。我们三位建立石油矿场机械专业的教师可就麻烦了。毕业班第一个学期就要马上上“石油矿场机械”专业课；第二个学期还要上“石油矿场机械的安装与修理”课；与此同时，还要给采油专业毕业班上“采油机械”课。我们只能“硬着头皮”上，陈如恒分工讲“石油矿场机械”；赵国珍负责讲“采油机械”；我的任务是讲“石油矿场机械的安装与修理”课。于是，就如同上面举出的陈如恒的事例一样，在无教材的条件下，自编讲义、自己备课，我们又重演了“讲义上油墨未干”的故事。就这样，我们三位教师终于开出了我国以前沒有过的三门新课。由此可见，创立新专业之难。
北京石油学院课程教学建设的摇篮
课程教学建设是保障教学质量的根本。清华大学石油系这个“摇篮”曾对北京石油学院的课程教学建设做了大量先期工作。
首先是编写与积累了不少用于课程教学的文件、资料。大部分课程都制订了课程的教学大纲，有些课还编写出了课程教学指导书，用于指导教师怎样讲好这门课，甚至于有的课程还建立了试题库，把笔试及口试（当时“学习苏联”大多数课进行口试）的考题均积存起来。当时，“学习苏联”，有些课程还设置了习题课（习明纳尔），于是，就专门编写出了习题课指导书，并积累了习题课上用的案例。我曾给石油钻井专业毕业班上钻井机械课的习题课，就是自编的课程指导书和课堂上用的案例。总之，这些教学文件都是留给北京石油学院的一笔财富。
其次，就是精选教学内容，编写新开设的课程的教材。我当时担负给石油矿场机械专业毕业班讲授“石油矿场机械的安装与修理”课，这门课在原苏联的教学计划上只有课程名称，找不到教学大纲及教科书，我就根据在玉门油矿矿场实习一年期间，参加过我国第一部从原苏联引进的钻井深度3200米的“鸟兹特姆”（Y-3200）钻机的全部安装实践，以及在矿场上修理保养站参加生产劳动的实践，制订出了教学大纲，并翻译了一些有关的英文、俄文资料，写出了一本油印书，发给了学生，而这本油印书，也就成了日后在北京石油学院用的该课正式由中国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的雏形。
再者，就是锻炼讲好课的基本功。这主是对我们这些年轻教师来说，教研室让我讲授“石油矿场机械的安装与修理”课，我当时沒讲过课，以前也沒人讲过这门课，那怎么能上讲台且讲好呢？需要下功夫。我写好讲稿之后，首先将内容熟记，叫做“打腹稿”；然后，一个人对着墙壁，小声反复地讲，叫做“面壁”(这个俗称，一直流传至今)；自己觉得讲地差不多了，就请求在教研室内试讲，试讲通过了，才能去上课，就这样花功夫备课之后，在早晨第一节讲课之前，我还要“起个大早”，在清华园的自清亭（纪念朱自清而建立的一座亭）里，再默想几遍，这就是讲课的基本功的锻炼。
还有，教学物质基础建设也是课程教学建设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当时，还沒有多媒体，但是，讲课用的挂图、模型、实物等直观教具，对不少课程很有用。我们给石油矿场机械专业毕业班开设“石油矿场机械”课时，学生未到过油矿，一点儿感性认识沒有，正好，我们找石油管理总局连庆溥处长，将在北京举办的石油工业展览中的一整套石油钻机的活动模型要来了。有了这套模型，组织学生分批来参观，马达开动，轰声齐呜，链条转动，钻柱运动，学生兴趣盎然，豁然开朗，获得了直观认识。沒想到，这套模型教具的教学效果，引起了校领导的关注，当时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何东昌（后曾任教育部部长）同志，曾亲自到我们教研室来察看了这套模型的表演，连声称赞。我讲课讲到石油井架的安装时，虽然，学生在钻机模型中看到了井架，但是对井架是怎样安装的，“一头雾水”沒有感性认识。我找到石油系的加工车间，与木工房的孫师傅（后在北京石油学院后勤处工作）、金工房的王琦师傅合作，研制出了一个安装井架用的活动悬升爬杆模型，上课时，用这个教具边表演、边讲授，学生一目了然，取得了良好教学效果。值得欣慰的是这些模型教具，都搬到了北京石油学院，后来，一直应用了很多年。由此可见“摇篮”里的课程教学建设的功效。
综合上述，北京石油学院筹备工作组、筹建处在清华的大力支持下而“孕育”出了北京石油学院。再经清华大学石油系这个“摇篮”的过渡期抚养，到1953年10月份，9000平方米的“工字楼”的下两层投入使用，既作学生宿舍，又作教工宿舍、教研室，行政办公室，还兼作图书舘、医务室而正式开学。北京石油学院顺利诞生。当年筹建、当年招生、当年开学的“三个当年”得到胜利实现。
而作为清华化工系和清华石油系首任系主任的曹本熹教授，对北京石油学院的建立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现今在清华化工系的门厅中立有曹本熹教授的铜像，而在我们石油学院人的心中也有着以其为代表的一批清华老专家学者们立下的一座丰碑。我们永远不会忘却老一代清华人对开创石油高教事业的历史作用。